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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育支持政策的中央事权与顶层设计
都阳, 程杰, 曲玥
人口研究 2024, 48 (
2
): 3-16.
摘要
(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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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口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因而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收益),且这种外部收益具有地区间不可分割性以及明显的跨期性。获得生育外部收益的最明确的主体是国家,因此,支持和鼓励生育主要是中央事权。生育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机制;要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矛盾,从化解女性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一关键环节入手,优先选择既能鼓励生育又能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就是一项具有多重优势的政策;要注重政策体系的完备性和差异性,既能实现对全体育龄女性的有效覆盖,又能根据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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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口惯性变动:概念、成因与实证——兼论与人口动量的差异
周长洪, 茅倬彦
人口研究 2024, 48 (
2
): 17-29.
摘要
(
131
)
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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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惯性变动与人口动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人口惯性变动是指人口增减转变滞后于生育率高低转变的现象,人口动量反映的是假设生育率立刻下降或上升到更替水平后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幅度,是一种虚拟结果,实际发生的人口惯性变动现象包含的信息比人口动量更丰富。生育的代际更替滞后效应是导致人口惯性变动的根本原因,并决定了人口惯性变动标准期。人口实际惯性变动期长短受惯性变动期间生育率高低和移民规模大小的影响,人口惯性增减幅度则受进入惯性变动期之前数十年间生育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已完成人口惯性增长全过程,实际惯性增长期长达30~50年;英国、法国、泰国、巴西正处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大约在21世纪中叶前后才会结束惯性增长。目前,世界上尚未有任何国家进入人口惯性负增长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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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人口学在当代中国发展之局限与未来展望
王雪辉, 彭希哲
人口研究 2023, 47 (
6
): 65-77.
摘要
(
194
)
PDF
(1216KB)(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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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中国人口变迁凸显出种种独特的文化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特征,许多传统人口学的概念、指标、理论都难以精准地分析和诠释中国人口发展的现实。传统人口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部分指标的时代性明显不足以及尚未有效本土化,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流动和家庭研究领域的指标均为此类局限性的典型代表。中国式现代化和快速的人口转变为人口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场景,当代中国人口学未来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在继承传统人口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新特征以延续人口学的长期发展轨迹,同时遵循时代性、本土化、拓展性和国际化的理念,对传统人口学指标体系和理论框架进行改良或创新,不断推动中国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为世界人口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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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婚育文化的变迁及其人口学影响
石人炳, 王俊
人口研究 2023, 47 (
6
): 78-90.
摘要
(
274
)
PDF
(1237KB)(
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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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有关中国婚育文化变迁的研究,对不同类型婚育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深层次社会经济背景讨论不足。通过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考察,研究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的婚育行为受到家族主义价值观的深刻影响,以“传宗接代”“早生多生”“多子多福”为核心思想的家族主义婚育文化居于主导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物质主义价值观在当下中国社会蔓延,物质主义逐渐取代家族主义,成为婚育文化的新的主导力量。物质主义婚育文化本质上是低生育文化,它通过一系列中介因素作用于个体的婚育观念和婚育行为,导致民众“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适度提高生育水平,需要弱化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形塑一个既有个人自主性又有社群向心力的健康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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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中国“未富先老”判断的新考察
林宝
人口研究 2023, 47 (
3
): 3-16.
摘要
(
678
)
PDF
(12760KB)(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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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回顾“未富先老”判断产生以来的各种争论以及总结“未富先老”的不同内涵和判断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更为直观的判断标准——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发展水平一致性指数。以此标准可以把世界各国(地区)分为3种类型:未富先老、老富基本协同、富先于老。基于《世界人口展望2022》和《人类发展报告2021/2022》中的相关数据对1990年以来中国“老”与“富”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在1990年代就一直处于“未富先老”状态,但近年来这种状况正在改善。以人均国民收入代表“富”来分析中国“老”与“富”的关系能够发现,中国刚刚走出“未富先老”状态,进入“老富基本协同”状态;以人类发展指数代表“富”来分析中国“老”与“富”的关系则发现,中国正处于从“未富先老”状态向“老富基本协同”状态过渡的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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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生产性老龄化”的健康绩效研究
陈璐, 王璐
人口研究 2023, 47 (
3
): 17-32.
摘要
(
406
)
PDF
(13492KB)(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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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数据,选取老年人帮子女做家务、照料孙子女、工作等9项活动构建代表“生产性老龄化”的综合指标,运用联立方程模型,科学识别中国“生产性老龄化”的健康绩效。研究发现,参与“生产性老龄化”活动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水平,这一效果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当“生产性老龄化”活动的参与频率为低程度和中等程度时,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提升效果更好,但从心理健康层面来看,当帮子女做家务和工作的频率为中等程度时,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生产性老龄化”活动参与数量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呈倒U形分布,同时参与2~3项“生产性老龄化”活动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提升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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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产-消费”视角下中国老年人口分类、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王永梅, 张冬霞, 曹杨
人口研究 2023, 47 (
3
): 33-48.
摘要
(
370
)
PDF
(12330KB)(
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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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生产-消费”复合属性视角下对中国老年人口的特征进行“盘点”,采用潜类别模型和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对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消费”视角下中国老年人口分为健康撤离型、需求突出型、生产贡献型和贡-需交换型,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城乡和区域差异。2018年,超过一半的老年人口在为家庭或社会贡献生产性价值,约有1/5的老年人口需要家庭或社会服务,中国正处于老年人口红利窗口期;66岁是老年人口生产贡献性由盛转衰的转折点,69岁之后对于社会服务的需求开始普遍;老年人口“生产-消费”行为与地理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研究结果可以为退休年龄改革和构建“养为并重”的社会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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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放大与缩小:中国人口老龄问题中被掩盖的事实
陈友华, 孙永健
人口研究 2023, 47 (
1
): 3-22.
摘要
(
1014
)
PDF
(17801KB)(
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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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相关问题的测量与操作化是老龄研究的基础。部分传统老龄指标的衰竭与偏误导致中国当前人口老龄问题中存在诸多被掩盖的事实,其突出表现为5个方面的“放大与缩小”:一是传统的年龄划分标准会放大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而缩小人口抚养比;二是户籍人口统计口径会放大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而缩小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三是在人口迁移流动愈发频繁的当下,名义上的完整家庭结构指标会放大家庭养老功能而缩小政府养老负担;四是健康预期寿命会放大健康老龄化的成就而缩小病痛老龄化的危机;五是传统的老年年龄标准会放大养老负担而缩小老年人自身作用。重新审视传统老龄指标及其信效度,并尝试构建新的指标以推动中国自主的人口学知识体系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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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轨迹与转变模式:国际比较与中国特色
丁金宏, 张伟佳, 毛仁俊, 田阳
人口研究 2023, 47 (
1
): 23-42.
摘要
(
929
)
PDF
(14738KB)(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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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段式年龄结构表示为三角图中的点,则其时序轨迹可以表达人口年龄结构演化过程。通过分类梳理世界各国(地区)及中国各省份人口年龄结构的演化模式,并预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长期均衡位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演化具有充分的“各态历经性”,可称为“年龄结构转变”,其基本路径是:从多子化的年轻型人口出发,经历少子红利化、转折和负债老龄化3个阶段到达少子-高龄型人口的长期均衡位置。发达国家(地区)已处于第三阶段中期,发展中国家(地区)多处于第一阶段中后期,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地区)还处于转变初期,甚至还在起点徘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于2010年经过红利拐点进入第三阶段,加速赶上发达国家(地区)的转变进程。预测结果显示,2100年中国人口的均衡年龄结构为少儿占15%、劳动力占55%、老年人占30%,世界各国(地区)也会向这一方位聚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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