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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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男男性服务群体的性、性网络、艾滋风险——以东北地区为例

富晓星，Lei Zhang，Eric P.F.Chow，马铁成

人口研究 2012, 36 (4): 91-102.

摘要（26161）

PDF （153KB）（15520）

男男性服务者是近些年来地下性产业中的新兴群体,其在性身份认同、服务分层、组织类别等方面呈现出比女性性服务者更为复杂的生存样态。同时,艾滋病在男男性接触群体的迅猛传播,也使男男性服务者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干预对象。文章采用参与观察、个案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的定性研究方法,对我国东北地区男男性服务网络进行调研和分析,对商业性网络的隐秘特征和运行机制、男男性服务者的多元性存在状态进行文化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性取向群体、不同场所、不同服务种类的艾滋病风险因素并给予社会科学的干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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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亚洲女性缺失国家和地区性别失衡的治理及对中国的借鉴

韦艳，李树茁，杨雪燕

人口研究 2009, 33 (1): 91-103.

摘要（34135）

PDF （294KB）（15074）

文章主要利用4个亚洲女性缺失型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和巴基斯坦)专项抽样调查、相关部门发布的数据,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报告等相关资料,通过分析比较这些女性缺失型国家和地区性别比失衡的态势、原因及后果,评述针对性别失衡所采取的直接治理措施、文化制度改变的努力,以及改善女孩生存环境和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与公共治理,从这些国际公共治理措施中提炼出经验和模式,进而对中国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出可资借鉴的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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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变迁与延续

杨菊华, 何炤华

人口研究 2014, 38 (2): 36-51.

摘要（2395）

PDF （807KB）（13646）

家庭变迁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经现象。在过去30 多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口、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要素共同作用于家庭结构、关系、功能和价值取向。家庭规模变小、代数变少，主要家庭模式趋于稳定，但家庭形式更为多样，家庭关系既亲密又疏离，部分家庭功能社会化，婚姻家庭观念发生改变。尽管如此，基于深厚传统的中国家庭仍有很强的抗逆力，加上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传统的家庭形式对亲代和子代仍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生、养、教化功能仍多由家庭承担。不过，子女数量的持续偏少，子代社会和地域流动的久盛不衰，婚姻观念的不断变迁，都会进一步改变家庭的存在形式和功能，并给政府和家庭带来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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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9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寿命不均等的变化历程

张震

人口研究 2016, 40 (1): 8-21.

摘要（630）

PDF （1182KB）（9896）

伴随着人类寿命的不断延长,寿命不均等的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即社会成员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平地分享寿命延长的成果?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经历了快速增长。但是,截至目前鲜有关注中国人口寿命不均等的研究。文章利用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世界人口死亡率和经济发展数据,考察19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寿命不均等的变化历程,并对之进行历史纵向和国际横向比较。研究发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国不仅实现预期寿命的持续增长和寿命不均等的大幅下降,并且能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上把寿命不均等降到全球极低的水平。这反映出中国在促进健康公平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未来中国在人口寿命不均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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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程恩富，詹志华

人口研究 2017, 41 (2): 97-112.

摘要（28313）

PDF （233KB）（9029）

三年困难时期( 1959 ～1961 年) 我国非正常死亡 3000 万人是个值得商榷的观点，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量和原因分析。文章以 1955 ～1957 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基准，结合 1953 ～1964 年死亡漏报及其纠正的状况，可以估算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 400 ～500 万人。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分布上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结构、年龄结构以及性别结构上的差异。此外，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非常复杂，难以从单一的因果关系中寻求答案。但种种迹象表明: 这批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以饥饿死亡类型为主、其他死亡类型为次; 以抗灾能力不强引起为主、以地方救灾失误引起为次。尽管非正常死亡几百万人的教训值得反思，但不能抹杀中国政府应对饥荒所做的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效，更不能借此上纲上线，意图否定新中国前30 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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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大跃进”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研究

米红，贾宁

人口研究 2016, 40 (1): 22-37.

摘要（10760）

PDF （825KB）（8410）

以往文献对中国1958~1961年"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计缺乏深入、微观的研究。文章基于改进的Lee-Carter死亡率预测模型,以官方统计的分年龄别死亡率数据为基础进行回推,重构"大跃进"时期我国历年单岁组死亡率,并逆向预测估算在假定没有饥荒的情况下,"大跃进"时期正常状态死亡人口数量。继而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当时总死亡人口的估计,对因饥荒而导致的"大跃进"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行比较客观准确的评估性研究。结果表明,"大跃进"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主要发生在1958~1961年间,如果不发生饥荒,则4年正常死亡人口介于4339~4385万人。由于饥荒的发生,非正常死亡人口介于1624~2337万人。评估分析表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估算中值不会高于198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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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其新变动

王跃生

人口研究 2016, 40 (5): 33-49.

摘要（817）

PDF （290KB）（5645）

家庭代际功能关系是由义务和责任履行、权利享有、需求交换和情感沟通所组成的体系。社会转型之下,亲代对子代的教育义务增大,子代赡养亲代义务减轻;高龄和生活不能自理父母对子女尚有照料依赖。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长大,女儿在代际功能关系中的作用提高,甚至具有不可替代性;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直系成员存世代数增加,4代存世家庭大幅度上升,可能加大子代的照料负担。整体看子代"回馈"亲代的功能下降,直接影响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子代代际功能关系履行降低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替代、客观条件制约的作用,也有主观意识弱化的因素,还有约束性制度环境欠缺的问题。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推动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的代际功能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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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人口老龄化新趋势及老年人口新特征

杨涵墨

人口研究 2022, 46 (5): 104-116.

摘要（6438）

PDF （1246KB）（7686）

基于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第四、五、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详细描述老年人口健康状况、婚姻状况、生活来源、居住状况等方面的变化,并总结现阶段中国老年人口的新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高龄化趋势日益凸显,农村老年人比重高于城镇。相比于2010 年,2020 年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城乡差距依然较大;老年人丧偶比重有所下降,农村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丧偶比重相对较高;养老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在经济上独立性更强、压力更小;农村“空巢老人”现象普遍;自评不健康、独居老年人生活更依靠政府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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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流动过程影响婚姻稳定性研究

马忠东, 石智雷

人口研究 2017, 41 (1): 70-83.

摘要（860）

PDF （295KB）（4962）

文章先从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式、流动时间和流动空间 3 个维度来构建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分析框架，再基于全国 106 个城市 157535 个流动人口家庭调查数据来检视流动人口离婚风险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城镇户籍流动人口离婚率高于农村户籍，并随年龄增加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升高。此外，同省流入和流出人口在离婚率上非常近似，反映了区域性婚姻文化效应。流动过程中婚姻质量的降低，替代资源可接触性的增多，再婚搜寻成本的降低，都增加了流动人口的离婚风险。回归结果显示:丈夫独自外出务工，流动时间长、距离短，与当地文化差异少，离婚风险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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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陆万军张彬斌）

陆万军，张彬斌

人口研究 2016, 40 (4): 21-34.

摘要（1766）

PDF （221KB）（7618）

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一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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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

王跃生

人口研究 2008, 32 (4): 13-21.

摘要（2065）

PDF （1390KB）（7771）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并非只有抚养—赡养一种关系形式。抚养行为发生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赡养行为存在于壮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在成年子女和壮年父母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交换关系。但抚养-赡养关系不能用交换关系去解释,因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完整的代际关系既有抚养—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代际关系的层次和类型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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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陈立新，姚远

人口研究 2005, 29 (4): 73-78.

摘要（2250）

PDF （1333KB）（6585）

为了探究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生活再适应量表(SRRS),对武汉市随机抽取的442位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主效应和缓冲作用;在有轻度及以下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较多邻居、同事、家人、经济和活动支持能显著改善男性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较多朋友、同事和活动支持能显著改善女性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有中度及以上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较多家人支持和较多安慰支持能分别显著改善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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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生育政策的选择:基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验

汤梦君

人口研究 2013, 37 (6): 77-90.

摘要（2284）

PDF （543KB）（6056）

低生育水平已成为中国人口的基本国情之一,中国的生育政策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上极为相似的新加坡、日本、韩国与台湾地区,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都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但它们的政策调整与转变过程可以为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提供参考与借鉴。文章着重对这些国家/地区政策调整的动因、过程、特点和效果进行分析,归纳其影响人口政策调整成败的相关因素。并将中国与这些国家(地区)政策调整时期的社会经济与人口指标进行对比,鉴于中国还存在着维持现有生育水平的因素,建议加快生育政策完善步伐,渐进式改革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各项配套政策,以使生育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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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退休对中国老年人口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刘生龙, 郎晓娟

人口研究 2017, 41 (5): 74-88.

摘要（1140）

PDF （1262KB）（4344）

文章基于 2010、 2012 和 2014 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FPS) 数据，利用中国退休政策在男女退休年龄上的规定，使用断点回归设计，探讨退休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检验退休影响健康的机制。研究发现，退休对男性的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对女性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的影响，主要原因是退休后女性增加了锻炼的频率; 虽然男性的锻炼频率在退休后也有所增加，但退休后男性超重的概率也随之增加，这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锻炼的健康效应。文章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当前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研究表明延迟退休不能够以牺牲老年人口的健康为代价，中国需要切实推进“健康老龄化” 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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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

杜鹏，翟振武，陈卫

人口研究 2005, 29 (6): 92-95.

摘要（5124）

PDF （77KB）（15678）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在本世纪的100年时间里,中国老年人口数量是否会一直增长下去?中国人口老龄化到底会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未来百年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我们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人口未来100年里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分析,以期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基础性的数据。1数据与预测方案本预测以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人口和分年龄的人口结构为基础,并作了相应的调整。调整主要是根据小学生分年龄性别的在校人数的统计数据,估计得出五普的0~9岁调增了2984万,其中男性1369万,女性16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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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的实证研究

彭希哲, 宋靓珺, 黄剑焜

人口研究 2017, 41 (4): 46-59.

摘要（846）

PDF （248KB）（3909）

文章利用 2014 年中国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 CLHLS) ，将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剖析中国失能老年人群对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 安德森模型中的 3 类变量中只有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对服务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前倾因素则不显著。据此，文章得出与前人研究不同的结论: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境和文化背景下，老人对于长期照护服务的使用更多的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即便个人有使用某种健康服务的特征和倾向，但仍受制于政策环境、个人与家庭能力以及健康状况等能力和需求要素。此外，文章引入家庭照料者意愿这一变量，对安德森模型进行本土化改造的探索，并对服务需求评估工具、家庭发展能力和社区服务未来走向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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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国不婚、不育和少育的状况、影响因素与政策应对——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主要数据结果分析

杨凡, 郭品锐, 刘甲楠

人口研究 2024, 48 (2): 30-43.

摘要（2923）

PDF （1236KB）（3055）

人们婚育意愿和行为的变化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基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对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和少育3类特定育龄群体在当前生育政策背景下的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3类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是愿意结婚、愿意生育的，导致他们意愿和行为发生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婚育成本的升高，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此外，文化舆论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对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超两成已婚受访者认为其对自身的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降低孩子教育费用、发放育儿津贴和提供带薪育儿假是3类群体普遍的政策诉求。鉴于此，要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支持政策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制定全生命周期的婚育支持政策，通过文化建设传递积极向上的婚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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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女性劳动供给中的“母职惩罚”

杨凡, 何雨辰

人口研究 2022, 46 (5): 63-77.

摘要（2010）

PDF （1268KB）（3753）

利用 2010~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事件分析的方法,探究中国女性生育前后劳动供给状况的动态变化轨迹。研究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都在其生育一孩当年明显下降,持续至孩子 4 岁才逐渐回升。分阶段来看,生育一孩后 0~3 年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均显著下降;而生育一孩 4 年后和生育前无显著区别。相比之下,生育对男性的劳动供给没有显著影响。同时,生育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随孩次边际递减。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晚出生队列的女性劳动供给损失更小。研究结论可以帮助理解中国女性面临的“母职惩罚”程度和动态变化趋势,并在国际比较的背景下为帮助女性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以及家庭实现生育意愿的政策设计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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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分析

徐安琪，叶文振

人口研究 2002, 26 (4): 28-35.

摘要（1814）

PDF （184KB）（6341）

本文在综述西方学者关于离婚率地区差异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包括社会聚合力和家庭结构等五个变量在内的解释我国离婚率地区差异的理论模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家庭结构尤其是子女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稳定作用最大 ,由城市化水平、人口流动系数等指标组成的反映社会聚合力的复合变量也与离婚率呈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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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困境家庭环境与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杜本峰,王翾,耿蕊

人口研究 2020, 44 (1): 70-84.

摘要（847）

PDF （735KB）（3700）

依据面向困境家庭儿童健康状况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探讨由于“困境”环境因素造成的儿童健康状况差异及其相对贡献，使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分析困境家庭儿童健康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与重点领域。研究发现：困境家庭儿童生长迟缓率高于普通家庭；失眠、孤独感的比例达到正常家庭儿童的3倍多；更易遭受伤害和遭遇校园欺凌，且服刑家庭儿童发生伤害的比例最高。家庭生态环境因素对不同类别儿童的健康影响表现出异质性：家庭关系是影响困境家庭儿童各类健康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对其心理健康与认知水平的影响贡献最高；监护人素质与家庭经济环境对普通家庭儿童健康影响的贡献高于困境家庭；监护人的健康状况对普通家庭儿童自评健康的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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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状

沈思,简小琴,徐世英

人口研究 2019, 43 (6): 64-74.

摘要（895）

PDF （648KB）（3746）

当前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状如何？文章利用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了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职业、不同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现状。通过与“六普”数据呈现的少数民族族际通婚状况进行比较，文章分析得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少数民族全部人口的总体水平，但各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状况差异较大；与各少数民族的传统通婚圈相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族际通婚率的性别差异显著，女性流动人口的族际通婚率高于男性；提升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水平，对于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族际通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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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妇女未婚先孕的模式与影响因素

李丁, 田思钰

人口研究 2017, 41 (3): 87-100.

摘要（997）

PDF （1142KB）（4999）

未婚先孕和婚前流产不仅反映中国青年婚姻和性相关的观念、实践的变化，也意味着潜在的健康威胁与公共服务需求。文章针对既有研究的数据偏差和理论不足提出改进的数据采集方案与解释框架，利用 2013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生育史信息，对流动人口未婚先孕水平和模式进行探索，并采用竞争性风险事件史模型验证了婚前流动对未婚先孕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流动妇女中有 20% ～25%会经历以生育结束的未婚先孕，加上以流产结束的部分，未婚先孕发生率会更高; 婚前流动会显著提高未婚先孕几率; 初次外出时年龄越小，流出时间越长，未婚先孕几率越高; 婚前流动经历对农业户籍、教育水平较低的流动妇女发生未婚先孕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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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教育的影响

宋健,刘志强

人口研究 2020, 44 (2): 44-59.

摘要（907）

PDF （308KB）（3350）

婚姻状况与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关系紧密，但迄今关于老年人婚姻状况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利用2014、2016和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分析中国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教育的影响。研究发现：教育对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升了老年人的有偶可能性，且这一影响无论对混合截面数据还是对不同时期数据，都显著存在；教育对老年人婚姻状况的综合影响呈现为外显的和隐含的两个部分，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Z _mediation统计量法和KHB效应分解法发现，收入和养老保险因素中显著存在教育的隐含影响；教育对老年人婚姻状况的影响受到性别、城乡和年龄变量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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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2010~2020

吕利丹, 梅自颖, 李睿, 李姝, 阎芳, 王旭, 段成荣

人口研究 2024, 48 (1): 103-117.

摘要（4492）

PDF （1278KB）（3269）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和问题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要素畅通流动的关键。在厘清农村留守儿童基本概念和估计口径的基础上,以2010年和202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为基础,重点分析2010年以来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年龄和性别结构、地区分布、居住安排等重要人口学特征及其变动趋势,并考察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入学(入园)机会、在校情况和超龄就学等最新教育状况及其发展态势。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依然庞大,留守可能性与年龄和性别存在密切关联;随着母亲外出趋势增强,农村留守儿童面临更普遍的隔代照料;农村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机会与农村儿童整体相比不再有明显优势,且面临更严重的超龄就学问题。应继续关注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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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满足情况及家庭特征的影响

宋健, 陈文琪

人口研究 2022, 46 (5): 3-18.

摘要（1261）

PDF （1217KB）（3058）

当前中国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存在偏离,但少有研究关注生育性别维度和时间维度的意愿满足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2021 年“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从数量、性别和时间 3 个维度分析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满足情况及家庭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超过半数育龄夫妇想生但未满足生育数量意愿,四成未满足生育性别意愿,八成未满足生育时间意愿且主要表现为实际初育时间晚于意愿初育时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生育能力对育龄夫妇生育数量意愿的满足具有重要作用,家庭生育文化的影响不显著;性别偏好未满足的育龄夫妇有多生以实现生育性别意愿的倾向。建议针对不同类型育龄夫妇精准施策以助其实现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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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我国居民初婚前同居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於嘉，谢宇

人口研究 2017, 41 (2): 3-16.

摘要（1280）

PDF （214KB）（3956）

文章分析 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我国男性与女性初婚前同居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居民中具有初婚前同居经历的比例约为 10%，且这一比例在较年轻的群体中更高。在最近结婚的人群当中，同居比例达到 1/3 以上。根据发展范式这一理论框架，结合我国的社会情境，文章提出，人们观念的改变与制度的变化是造成我国同居比例上升最主要的推动力。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出生世代、教育程度、城市生活经历、流动经历、党员身份和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因素，对我国居民是否具有初婚前同居的经历均有着显著的影响。文章对同居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我国初婚年龄的推迟等婚姻与家庭领域中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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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

人口研究 2014, 38 (2): 3-17.

摘要（8859）

PDF （723KB）（14387）

自20 世纪90 年代，我国妇女生育水平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引发了对生育政策调整的热烈讨论。文章利用2005 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等人口数据，推算2012年我国独生子女的规模，并从独生子女的角度估算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进而测算年度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新符合政策条件的目标人群规模较大，且妇女生育二胎的意愿仍处于较高水平，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在政策变动后急剧增加，出生人口峰值达到4995 万，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达到4. 5 左右。但是，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可以明显改善我国总人口未来进入负增长的趋势，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延缓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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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

周助平, 刘海斌

人口研究 2016, 40 (3): 58-70.

摘要（1840）

PDF （232KB）（5864）

劳动力参与率的高低对劳动供给和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老龄化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人口老龄化在解释劳动力参与率差异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中国、巴西、法国、印度、日本和美国的2013年劳动力参与率比较,利用年龄标准化方法,发现在年龄别劳动力参与率一定的情况下,年轻型人口明显比老年型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更高。利用差异分解的方法,发现中国和日本2013年的劳动力参与率相差12.1个百分点,其中79.0%可以归因于年龄结构的差异。更进一步,通过国内面板模型和国际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证明了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参与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还表明,收入水平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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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979~2000年中国人口生育趋势:出生数据和教育数据的比较分析

夏乐平

人口研究 2005, 29 (4): 2-15.

摘要（1632）

PDF （840KB）（4187）

本文研究中国从1979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生育趋势。为此目的,本文对1979~2001年各生育调查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每年人口变动调查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四普、五普的回推数据,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报表中的出生数据和公安部户籍中的出生登记也作为比较对象。鉴于材料中的矛盾,本文就分析教育部部门统计中的各种和出生数据有间接关系的记载、讨论它们内在的口径问题和它们所涉及到的工作程序问题。本文在这一基础上用小学在校学龄儿童年龄分组的数据来估计中国1979~1997年的生育水平和其他资料的可靠性。分析暗示出生数据漏报问题普偏存在,自教育数据算出来的生育数据比许多其他资料高。虽然如此,但自1996年以来比国家统计局的修正数字低。结果同时表明,中国1992年以来确实达到了低生育水平。根据教育统计资料计算的1997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6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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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中国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陈卫，宋健

人口研究 2006, 30 (2): 84-88.

摘要（4429）

PDF （312KB）（10573）

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是过去生育率、死亡率变化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人口变化。中国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正在影响着中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过去20年来,中国人口年龄性别结构转变的主要特征是人口老龄化和出生性别比的升高。未来20年里,这些转变还将持续,一些特征将继续保留或增强,一些特征将得到改变或减弱。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社会。中国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及其转变可以概括为以下一些主要特征:1中国的年龄结构极其不规则,相邻年龄组的队列规模往往差别很大图12004年中国人口年龄金字塔(%)资料来源: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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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基于“胡焕庸线”的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及其变动

高向东，王新贤，朱蓓倩

人口研究 2016, 40 (3): 3-17.

摘要（1318）

PDF （476KB）（4622）

"胡焕庸线"作为中国人口的突变线,从1935年提出至今的80余年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文章从民族人口的视角出发,收集和整理1953~2010年期间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县级资料,运用Arc GIS、Geo Data的空间分析技术,对"胡焕庸线"两侧的民族人口分布状况、变动趋势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少数民族人口在传统分布区形成多个热点分布区域;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泛,民族人口向东部地区乃至全国范围迁移扩散的态势显著;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格局具有非凡的稳定性。从1953~2010年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少数民族人口75∶25的比重一直相对稳定,可以说"胡焕庸线"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突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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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妇女终身不孕水平究竟有多高？

翟振武,刘雯莉

人口研究 2020, 44 (2): 3-17.

摘要（1259）

PDF （1387KB）（4322）

“中国不孕率高达15%”的说法流传已久, 并被视作是对生育率的威胁之一。然而，当前不孕的定义和测量标准因研究领域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使得不同定义下的不孕率也有很大差别，这一数值很可能是基于临床医学或流行病学定义而计算得出，并不意味着有15%的妇女终身无能力生育。从终身生育行为的角度出发，利用历次人口普查、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40~64岁妇女中无活产子女者的比例，结果表明，多年来中国40岁及以上妇女中无活产子女者和不孕者的比例始终很低，真正因生育障碍而终身不孕不育者的比例远未达到15%的水平，中国仍旧是一个女性基本普遍生育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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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2005~2050年

陈卫

人口研究 2006, 30 (4): 93-95.

摘要（7963）

PDF （244KB）（11159）

人口数据几乎是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都需要的基础性数据。人口规模与结构数据往往服务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定发展政策、实施社会项目。获得及时、准确的人口数据需要依赖于对人口变化的监测,而制定发展战略和评估发展目标需要依赖于对未来人口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估计与预测。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和人口机构都定期地对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多数预测结果表现出二个特点:一是近期的预测结果在总人口数上往往低于前期的预测结果,二是近年的总人口预测结果往往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这些特点说明,经常的、定期的人口预测是必要的,以考虑和反映不断变化的人口态势。基于这一考虑,在今后我们将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持续、定期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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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国各民族间族际婚姻的现状分析

李晓霞

人口研究 2004, 28 (3): 68-75.

摘要（2473）

PDF （214KB）（5950）

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联姻”,1 如阶级地位大致相当、宗教与文化背景相似,以保证婚姻的稳定和群体内部的统一性。民族内婚规则即是同类婚姻的一个重要体现,地域、语言、宗教等因素构筑了一个民族的内婚壁垒。如果两个民族集团之间发生一定规模和相当比例的族际婚,一般需要这样几个条件:文化同化程度较高,民族间没有语言障碍,宗教上互不冲突或至少能彼此容忍;成员相互之间有很多的社会交往机会;彼此间没有整体性的偏见与歧视;所在群体与家庭对于族际通婚不持反对态度甚至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当两个民族集团间的通婚率达到1 0 %以上,他们的民族关系大致可以说是较好的。2 因此,正如美国社会学家G·辛普森和J·英格尔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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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古代中国人寿命与人均粮食占有量”的质疑

刘岚

人口研究 2002, 26 (2): 70-72.

摘要（1690）

PDF （93KB）（6067）

在人口学中 ,平均死亡年龄和平均预期寿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平均死亡年龄是全体死亡者的平均年龄 ,而平均预期寿命是通过生命表方法计算出来的 ,它可以真实地反映人口的死亡水平。计算古代中国人的平均死亡年龄应该计算同一时期所有死亡人口的平均年龄 ,既包括正史、地方志、名人年谱和人名大词典里收录的名人 ,也包括平民百姓 ,尤其是死亡率较高的婴幼儿。只有这样计算出的平均值才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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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当代大学生性行为和性态度、性知识的特点及关系

彭彧华，沈莉，沃建中，向燕辉，李二霞，邹高祥，刘扬

人口研究 2009, 33 (6): 85-93.

摘要（7746）

PDF （158KB）（4224）

本文应用问卷对北京市1151名大学生进行性行为和性态度、性知识的特点及关系调查分析。结果显示:(1)自编或改编的性行为、性知识和性态度问卷具有心理测量学所认可的信效度;(2)13.7%的大学生发生过性行为,无显著的年级差异,但性别差异显著;性态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和性别差异;大学生掌握的性知识非常贫乏,且存在显著的年级和性别差异;(3)大学生的性态度和性知识与性行为呈显著的相关关系,性知识中的性生活知识和避孕知识,性态度中的责任心、工具性、宽容性、愉悦性维度能较好的预测大学生的性行为。因此,大学生的性行为、性态度和性知识各有其发展特点,性态度和性知识中的不同维度对性行为有不同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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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生育与主观幸福感——基于生命周期和生命历程的视角

李婷，范文婷

人口研究 2016, 40 (5): 6-19.

摘要（751）

PDF （303KB）（3671）

文章利用CGSS 2003~2013年数据通过APC模型来探讨以孩子数量和性别为特征的生育行为与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更多的孩子会对处于中青年时期的父母产生负面影响,却会显著提升父母在老年时期的幸福感,并且这种效应在母亲中表现更为明显。出生在1940年代的父母享受了孩子数量对其幸福感的最高正向回报,而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人口转变的深入,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正向影响迅速消失。此外,对农村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略微正向但不显著的幸福效应;但是对城市父母来说,生育儿子会显著降低其在中老年后的幸福感。养育女孩并没有明显的年龄和队列趋势,但都会为其个人的幸福感带来边际显著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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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现状、趋势与问题

李建民，原新，陈卫民，朱镜德，黄乾，姚从容，吴帆

人口研究 2007, 31 (1): 33-48.

摘要（1973）

PDF （1075KB）（5347）

文章从人口转变、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的社会分层及人口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人口,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复杂。必须对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给予高度重视,应该把解决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及统筹协调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作为人口发展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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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我国人口迁移趋势及空间格局演变

蔡建明，王国霞，杨振山

人口研究 2007, 31 (5): 9-19.

摘要（1874）

PDF （549KB）（4785）

文章从影响人口迁移的动力要素和迁移方式入手,从战略上把握我国不同地区未来人口迁移及空间格局的基本趋势,探索促进人口有序流动的各项政策。研究表明,2000～2020年我国每年从乡村迁入到城市的净常住人口数量将大体保持在1500万左右,并在链式迁移方式主导下,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仅出现一些微调,未来迁移人口还将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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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肖祎平, 杨艳琳

人口研究 2017, 41 (4): 33-45.

摘要（993）

PDF （480KB）（3002）

文章利用中国 1987 ～2015 年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分别考察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每增加1 个百分点，实际人均 GDP 增加 1. 9%，劳动年龄人口中最具生产力劳动力比例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实际人均 GDP 增加 1. 7%; 其次，测算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1987 ～2015 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14. 69%，同时预测结果表明 2015 ～2020 年间中国人口红利窗口将会关闭; 再次，利用分解分析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增加就业来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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