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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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不婚、不育和少育的状况、影响因素与政策应对——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主要数据结果分析

杨凡, 郭品锐, 刘甲楠

人口研究 2024, 48 (2): 30-43.

摘要（4452）

PDF （1236KB）（4363）

人们婚育意愿和行为的变化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基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对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和少育3类特定育龄群体在当前生育政策背景下的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3类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是愿意结婚、愿意生育的，导致他们意愿和行为发生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婚育成本的升高，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此外，文化舆论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对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超两成已婚受访者认为其对自身的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降低孩子教育费用、发放育儿津贴和提供带薪育儿假是3类群体普遍的政策诉求。鉴于此，要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支持政策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制定全生命周期的婚育支持政策，通过文化建设传递积极向上的婚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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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拾遗补阙”到“不可替代”：数字素养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影响

陈南旭, 李宇轩, 吴继煜

人口研究 2024, 48 (4): 51-68.

摘要（1461）

PDF （1322KB）（2342）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素养提升为退休群体重新实现自我价值、发挥比较优势提供了新契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二元Logit和Probit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素养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素养提升显著促进了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且这种促进作用在退休群体学习投入较高时更强；社会融入效应和社会资本效应是数字素养提升促进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主要作用机制，信息获取效应能否发挥作用则取决于退休群体的信息甄别能力；数字素养提升对退休群体再就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退休群体中更强。建议制定差异化延迟退休年龄制度，构建老有所为的数字包容型老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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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口径、强度与年龄模式

丁金宏, 黄小丽, 韩予璐, 陈益豪

人口研究 2025, 49 (1): 3-19.

摘要（2952）

PDF （1436KB）（2100）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中现住地、出生地、5年前常住地和户口登记地等多维地理信息的交叉组合，将人口迁移流动分为长期、短期、直接、循环迁移流动及名义流动等类别，并借助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宏观和微观数据核算了中国各类省际迁移流动的规模和强度，发现不同类型的迁移流动折射出不同的出发地文化粘性、目的地经济拉力以及迁移过程的制度阻力。为避免术语歧义，建议以区际迁移、区内迁移和跨区迁移规范表达本级、向下兼容和向上兼容3个迁移层级。应用Courgeau模型推算中国居民终身粗迁移强度(CMI)为49.5%，5年迁移的CMI为21.0%，反映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迁移活性不断增强的趋势。中国人口迁移的年龄模式既符合Rogers模型，又有自己的国情特性，中老年阶段存在潜在的迁移高峰，户籍制度障碍造成名义流动人口中少儿比重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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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双向关系的探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阮韵晨, 陆杰华

人口研究 2024, 48 (2): 104-117.

摘要（1545）

PDF （1256KB）（1759）

重视老年人身心健康，对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2015年和2018年的个体层面追踪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交叉滞后面板模型，对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量化考察。研究发现，失能程度与老年人当期的抑郁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控制未被观测到的混淆因素后，失能程度变化会显著影响抑郁程度变化；老年人失能程度与抑郁程度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且无论使用Nagi指数、ADL指数还是IADL指数等指标来测量失能程度，二者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都显著。因此，应当加强老年人失能预防和失能康复工作，并构建覆盖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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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及其对民族人口变动的影响

王力, 周思瑶

人口研究 2024, 48 (3): 65-80.

摘要（1785）

PDF （3729KB）（1564）

通过构建族际通婚家庭子女民族成份选择矩阵，基于人口平衡方程，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估算2010~2020年间影响各民族人口变动的净族际选择人数，并分析各民族之间的选择偏好。研究发现，10年间全国共新增族际通婚家庭子女约857万人，少数民族中发生民族成份选择的新增人口占比近四成；少数民族整体的净族际选择人数达195万人，约占同期少数民族新增人口的1/10；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家庭中，子女选择少数民族成份的比例高达79.33%；各少数民族人口变动主要取决于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家庭子女的规模及民族成份选择偏好；少数民族之间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成份选择偏好存在通婚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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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与演化机制

张震, 李强

人口研究 2024, 48 (3): 20-34.

摘要（5204）

PDF （2148KB）（1298）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将迎来以老年人为主体的人口死亡高峰。数理人口分析显示，人口死亡高峰的演化取决于3个相互交织的人口因素：(1)历史出生数变动对死亡数变化起着主导性作用；(2)存活率提高会扩大老年人口基数进而增加老年死亡数；(3)死亡率下降有削减人口死亡高峰的作用。由于这3个因素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出生队列和年龄的死亡数的影响不尽相同，因而年龄别死亡数呈现出明显的起伏波动，而年龄合计下各年龄死亡数的波动互有抵消，最终使得总死亡数的变化相对平滑。尽管老年死亡数增长是人口转变的自然结果，但是中国人口死亡高峰来势迅猛、规模庞大，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将构成严峻挑战，政府和社会各界需要尽早制定积极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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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口惯性变动：概念、成因与实证——兼论与人口动量的差异

周长洪, 茅倬彦

人口研究 2024, 48 (2): 17-29.

摘要（2504）

PDF （1248KB）（1123）

人口惯性变动与人口动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人口惯性变动是指人口增减转变滞后于生育率高低转变的现象，人口动量反映的是假设生育率立刻下降或上升到更替水平后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幅度，是一种虚拟结果，实际发生的人口惯性变动现象包含的信息比人口动量更丰富。生育的代际更替滞后效应是导致人口惯性变动的根本原因，并决定了人口惯性变动标准期。人口实际惯性变动期长短受惯性变动期间生育率高低和移民规模大小的影响，人口惯性增减幅度则受进入惯性变动期之前数十年间生育水平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中国、日本、韩国、德国已完成人口惯性增长全过程，实际惯性增长期长达30~50年；英国、法国、泰国、巴西正处于人口惯性增长过程中，大约在21世纪中叶前后才会结束惯性增长。目前，世界上尚未有任何国家进入人口惯性负增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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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长寿大国迈向长寿强国:基于百岁老人的中国长寿水平分析

杜鹏, 吴赐霖

人口研究 2024, 48 (3): 3-19.

摘要（2945）

PDF （1388KB）（983）

在探讨长寿水平时，百岁老人这一极具代表性的群体常被忽略。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显示，2020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百岁老人最多的国家，百岁老人比例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长寿大国，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还需要向长寿强国迈进。中国东部地区的百岁老人数量最多且百岁老人比例最高，生活在城镇的百岁老人数量超过农村，70.4%的百岁老人都是女性，绝大多数民族百岁老人的数量和比例均有所提升但各民族间仍存在差异。中国要实现从长寿大国到长寿强国的跨越，必须依靠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政府应在政治引领、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精神文化和环境保护领域综合施策，推动中国的长寿时代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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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到底推迟了多少？

陈卫, 欧阳柏慧

人口研究 2024, 48 (6): 18-32.

摘要（3475）

PDF （1329KB）（93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中国初婚年龄呈现加速推迟趋势。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000年的23.28岁上升到2010年的24.00岁和2020年的27.95岁，后10年增量是前10年增量的5倍多。考虑到用人数加权法计算的平均初婚年龄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结合用率加权法计算的平均初婚年龄、初婚时平均单身年数和0岁未婚预期寿命，综合探讨中国女性初婚推迟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各指标均反映出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正加速推迟且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迹象。在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后，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增长走势更加平缓，2000~2020年的推迟幅度在2.92~3.78岁之间，低于人数加权法计算的推迟幅度。分城镇乡来看，各指标均显示出城市、镇和乡村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差距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在排除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后，城市、镇和乡村女性的初婚推迟程度均有所下降，且下降幅度在城市较小，在镇和乡村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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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中国婚育文化观察

宋健, 刘诗雯, 唐田荣

人口研究 2024, 48 (5): 17-30.

摘要（2005）

PDF （1276KB）（907）

新型婚育文化建设近些年受到各界广泛重视，但关于婚育文化的界定及特征等基本问题还缺乏共识。借鉴文化范式及相关理论，构建婚育文化概念框架，整合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认知与实践两个维度，界定婚育文化为人们有关婚姻和生育的观念与行为以及相应的习俗与制度。综合客位分析与主位分析方法，首先观察时代变迁中的婚育文化，发现中国的婚育文化既有保持传统的强劲的韧性，也有应对现实的足够的弹性，呈现传统与现代杂糅的特性;其次基于课题组收集的2024年全国“婚育文化观察笔记”资料，观察青年视域下的婚育文化，发现婚育文化的内在机制已有所改变。结合当前的低生育率现象，提出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应遵循历史维度上的连续性和现实维度上的统一性两个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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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育支持政策对育龄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21年成都市专项调查的实证分析

王卓, 李梦鹤

人口研究 2024, 48 (4): 3-18.

摘要（2162）

PDF （1281KB）（875）

在少子化背景下，为深入探究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以生育行为为分界，将生育支持政策细分为孕育支持政策和养育支持政策，并基于2021年成都市“人口生育政策配套措施效果评价”专项调查数据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孕育支持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养育支持政策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则未得到实证支持；进一步探究生育成本观和生育偏好观在孕育支持政策对生育意愿影响中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可将育龄群体分为“敢生不愿生”型、“不敢生不愿生”型、“敢生愿生”型和“愿生不敢生”型4类，适用于不同类型育龄群体的政策指向不同。因此，构建长效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需要科学识别目标群体，精准施策，以提高政策效能，有效提升生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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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人口流动格局及其解释——基于流向别的考察

张耀军, 陈芸, 巫锡炜, 齐婧含

人口研究 2024, 48 (2): 118-132.

摘要（1834）

PDF （6859KB）（875）

研究人口流动格局对于理解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省际人口流动划分为乡-乡、乡-城、城-乡和城-城4类，并基于空间自回归负二项模型，考察4类人口流动网络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0年，乡-城、城-城人口流动在省际人口流动中的比例上升，乡-乡人口流动的比例下降；4类人口流动网络呈现不同的空间特征，乡-乡、乡-城人口流动呈自西向东趋势，城-乡、城-城人口流动更加多元且出现双向流动趋势；中国人口中心正由单一城市(省份)转向城市群；经济因素依然是影响乡-乡、乡-城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但影响城-乡、城-城人口流动的因素更加复杂多样且经济因素的影响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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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政策效应分析

王永梅, 张硕, 公晓艳

人口研究 2024, 48 (3): 81-97.

摘要（1467）

PDF （1291KB）（857）

通过构建“个体-家庭”双重效应模型，采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4年和2020年面板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模型(DID)，对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的政策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改革试点的“心理健康效应”得到政策试点数据验证，但主要体现在女性老年人和城镇老年人中；改革试点具有较高的家庭溢出效应，显著激发了子女的孝心孝行，对于促进新时期家庭发展和孝道重构具有重要作用；改革试点扩大了老年人社交网络，进一步改善了其心理健康；尽管改革试点的核心成就在于日常照料服务，但因其产生的大规模健康摸排为推进医养康养融合发展提供了路径。研究结果对于推进中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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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晚婚不婚现象：趋势、特征与原因

张现苓, 陈佳鞠

人口研究 2025, 49 (3): 36-51.

摘要（4015）

PDF （1215KB）（780）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系统分析1990~2020年中国晚婚不婚现象的演变趋势、特征及原因。研究发现，中国大龄未婚人口规模持续增长，男性增量更大，女性增速更快，城镇增速快于农村且规模在2010年后反超农村，初中学历增量最大，大专及以上学历增速最快；终身不婚人口始终保持增长态势，男性多于女性，农村多于城镇，低学历增量最大，但近年来高学历终身不婚人口规模增长及终身不婚水平提升明显；当前中国大龄未婚群体结婚意愿较低，婚恋表现消极，未来很可能进一步拉低结婚率、推高晚婚不婚水平。合适婚配资源短缺与经济压力较大是制约大龄未婚群体步入婚姻的主要因素，建议从拓展婚配网络与降低结婚经济成本入手构建婚姻支持政策体系，助力适龄人群实现结婚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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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中国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现状、特征及趋势

宋月萍, 张光赢, 彭可余

人口研究 2024, 48 (2): 75-89.

摘要（2399）

PDF （1309KB）（749）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战略。低龄老年人作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对象，其劳动参与现状尚未得到详尽描画。以2000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城乡、地区、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角度描绘中国低龄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和劳动参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低龄老年人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且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持续改善，但目前中国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效率仍然较低；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低龄老年人多从事农业劳动，就业结构比较单一；城镇和发达地区的低龄老年人虽然拥有更多就业机会，但却大多从事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差的低端劳动；女性低龄老年群体的人力资源潜力较大，但却面临更多的制度、社会文化和个人认知层面的就业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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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代际财富流理论的拓展研究

陈友华, 杨慧康

人口研究 2024, 48 (3): 35-51.

摘要（1545）

PDF （1315KB）（737）

考德威尔从微观家庭角度提出了代际财富流理论，认为家庭经济关系变革尤其是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导致了生育率转变。该理论无疑具有独创性，但存在应用性与解释力问题。在代际财富流理论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尝试将其核心概念和最关键命题操作化，并借助国民转移账户(NTA)项目提供的指标体系与数据，对其理论进行拓展。研究发现，将公共层面的代际财富流引入，可形成不同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的6种组合类型；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公共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发生了变化，导致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经历由向下到向上的转变；广义层面代际财富流方向变化受到人口结构和年龄别平均转移量的影响。拓展后的解释框架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财富转移和生育率转变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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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陈卫民, 王佑茹

人口研究 2024, 48 (2): 44-59.

摘要（1999）

PDF （1300KB）（628）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发现，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存在两种方向:一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削弱家庭导向型生育动机(包括家庭传承型和经济效用型生育动机)抑制生育意愿；二是互联网使用通过增强个体导向型生育动机(主要是情感喜悦型生育动机)提高生育意愿。生育动机在互联网使用影响生育意愿的过程中起到的抑制作用更大，其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的占比为11.251%。此外，互联网使用对生育动机的影响存在着世代、性别、城乡和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异质性，不同上网行为对生育动机的影响也存在差别。考察生育动机的中介效应，有助于深入理解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为网络时代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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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90~2020年美国国际人口迁移变迁历程

丁志宏, 王天正

人口研究 2024, 48 (4): 115-132.

摘要（1832）

PDF （1376KB）（610）

基于美国国土安全部出版的《移民统计年鉴》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公布的全球迁移存量数据库，对1990~2020年美国国际人口迁移的规模、结构、来源地和目的地的变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国际迁入人口规模庞大，在过去30年经历了下降、回升、波动以及再次下降4个阶段，迁入人口以劳动年龄移民为主体，性别比稳定；北美洲(不包括美国)和亚洲是美国迁入人口的主要来源地；迁入人口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比较稳定。美国国际迁出人口在过去30年经历了上升、下降以及回升3个阶段；迁出人口性别差异总体较小，但在不同地区差异明显；欧美地区仍是美国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但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移民亚洲。美国国际人口迁移的变化规律和治理方式对中国移民治理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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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当代中国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变动：基于3个视角的分析

王跃生

人口研究 2024, 48 (4): 33-50.

摘要（1760）

PDF （1290KB）（556）

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短表汇总数据、长表汇总数据和长表1%抽样数据，从3个视角分析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变动。短表汇总数据显示，有 2个老年人的家庭户中，老年夫妇独居比例超过55%，并且城乡有很强的趋同性；有1个老年人的家庭户中，老年单人独居比例超过36%。长表汇总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入住机构养老的比例不足1%；老年人居住方式有较明显的性别差异，高龄阶段尤其显著，男性多在有配偶的家庭户中生活，女性与子女同住超过半数。长表1%抽样数据显示，老年人中夫妇家庭户和单人户的比例合计超过50%，城乡趋同性突出。就整体而言，中国老年人已进入独居为主导的时代。政府、社会和家庭应努力为居家老年人创造舒适且风险较小的生活和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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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国居民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基于CFPS追踪调查数据的检验

陆杰华, 谷俞辰

人口研究 2025, 49 (1): 117-132.

摘要（1654）

PDF （1388KB）（487）

随着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不断深入，居民婚前同居行为日益普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2年数据，借助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婚前同居对个体初婚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并对试婚假说、经历假说、选择假说及扩散假说在中国语境下的解释力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有过婚前同居经历的人群，初婚的离婚风险显著更高，剔除自选择效应后，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的消极影响仍然稳健：婚前同居的文化意涵和普及程度在不同人群中差别较大，在婚前同居作用于离婚风险的过程中，出生队列和教育水平产生了显著的调节效应。总结而言，在中国语境下，婚前同居对初婚稳定性仍主要产生消极影响，但随着同居行为在更晚出生队列和高教育水平群体中逐渐扩散，这一消极影响被显著削弱，证实了扩散假说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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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中国城市群人口分布结构合理性评价——基于城市群经济效益的分析

童玉芬, 韩佳宾, 杨艳飞

人口研究 2024, 48 (3): 52-64.

摘要（1154）

PDF （1244KB）（461）

城市群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以城市群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理论推导出人口分布结构合理性指数(E-Zipf)公式，利用2010~2020年中国19个主要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测算得出E-Zipf指数，并根据该标准对中国城市群人口分布现状进行合理性评价。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的E-Zipf指数为1.33，高于Zipf等于1的一般标准；以E-Zipf等于1.33为标准，与传统Zipf等于1的标准相比，有6个城市群的人口分布是集聚不足而非集聚过度；合理性分类结果显示，6个城市群的人口分布处于合理范围，5个存在集聚过度，8个存在集聚不足。建议分类施策，积极引导集聚过度城市群疏解中心城市人口、适当发展外围城市，而集聚不足城市群则需要进一步引导人口向核心城市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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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基于年龄-时期-队列模型的分析

李竞博, 李怡

人口研究 2024, 48 (2): 60-74.

摘要（1268）

PDF （1260KB）（427）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空巢老人规模逐渐扩张。同时，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基于2010~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利用年龄-时期-队列模型讨论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变化存在时期和队列效应，不必然与年龄相关，而身体健康变化存在年龄和时期效应，不存在队列效应；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社交和学习路径产生影响；互联网使用对75岁及以上、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效应更大；与非空巢老人相比，互联网使用对空巢老人健康的影响效应更大。建议提高互联网在空巢老人中的普及率，构建老年友好型数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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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老年人的年龄认知与社会参与

王璐, 陈璐

人口研究 2024, 48 (5): 50-66.

摘要（1743）

PDF （1290KB）（401）

利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通过比较感知老年标准与生理年龄的大小来界定年龄认知，从经济活动、志愿活动、宗教活动和休闲活动4个方面衡量老年人社会参与，并采用工具变量法检验年龄认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积极的年龄认知能够显著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积极的年龄认知会通过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增强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性来促进其社会参与;积极的年龄认知对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了老年人经济活动、志愿活动和休闲活动的参与率;积极的年龄认知对老年女性社会参与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老年男性;积极年龄认知程度越高，越能促进60~69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但较高的积极年龄认知程度对70~79岁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并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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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变动的影响——基于多维因素分解法的分析

许多, 王香真, 傅虹桥

人口研究 2024, 48 (4): 69-83.

摘要（1810）

PDF （1288KB）（393）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中国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面临日益增大的挑战，因此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变动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北京市住院病案首页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Das Gupta提出的多维因素分解法分析发现，在2016~2019年的北京市住院费用增长中，患者年龄结构变化的贡献率为22.44%；相近时期内，全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住院费用和就医总费用增长的贡献率与北京市的结果相近；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在老年群体中更为明显，在50~64岁、65~79岁和80岁及以上患者住院费用的增长中，分别有24.24%、37.47%和31.51%由人群内部年龄结构老化造成。建议完善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的医疗保障筹资机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健康老龄化，提高医疗保障资金的利用效率，从而提升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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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负性事件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童年事件和现期事件的分析

赵梦晗, 黄远丰

人口研究 2024, 48 (3): 114-128.

摘要（1185）

PDF （1252KB）（368）

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理解负性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有利于完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政策。使用2018年和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考察负性童年事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及其在现期事件影响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负性童年事件通过影响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或预算约束间接对其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积极现期事件对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有正面影响，负性现期事件对老年人多个维度的健康状况有负面影响；负性童年事件在负性现期事件的影响上存在调节效应，相比于未经历过负性童年事件的老年人，负性现期事件对经历过负性童年事件的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慢性病数量的负面影响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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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代际居住安排对中国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的影响

梁丽霞, 黄燕

人口研究 2024, 48 (5): 67-81.

摘要（1131）

PDF （1264KB）（359）

代际居住安排作为家庭组织结构的显性表征，形塑了差异化的家庭养老实践，对家庭养老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通过采用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代际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中国老年人家庭养老整体上呈现中高脆弱性特征，老年家庭的代际居住安排以“亲密有间”的代际近邻而居为主;相较于代际同住和代际远距离居住，与子女近邻而居的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最低，但这一结论存在群体差异;代际最优居住间隔为非本街道/乡(镇)的同一区/县，其次为非本村/居委会的同一街道/乡(镇);子代情感支持在不同代际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之间发挥相对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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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国台湾地区0~2岁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性及其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

张蕾, 庄晓旭, 傅上豪

人口研究 2024, 48 (4): 19-32.

摘要（1118）

PDF （1268KB）（354）

中国台湾地区生育意愿长期低迷，对可负担的托育服务的需求普遍而迫切，但有关服务可负担性的测量及其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的讨论尚不充分。基于中国台湾地区“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WMFES)数据，构建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性指标，分析家庭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政策目标达成情况及个体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能力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台湾地区育龄女性中仅 15.36%有(继续)生育意愿，家庭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政策目标达成比例约为两成；可负担政策目标设为15%时，达成家庭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政策目标对女性继续生育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女性与配偶个人托育机构服务可负担能力每提升1个单位，女性拥有继续生育意愿的概率分别提高51.02%和15.23%。上述实证结果和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为祖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托育服务定价制度和落实定价监督与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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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国女性老年人的失能轨迹及其影响因素——兼论城乡与队列差异

胡宏伟, 郭宏旺, 刘雨佳

人口研究 2024, 48 (3): 98-113.

摘要（1196）

PDF （1357KB）（352）

女性老年人是失能的高风险群体。基于1998~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采用组基轨迹模型及其拓展模型，识别了中国女性老年人的日常行为能力轨迹与认知感知能力轨迹，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失能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城乡与队列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女性老年人日常行为能力轨迹呈现出终身稳定型、晚年风险型、终身风险型3种类型；认知感知能力轨迹分为低起点失智风险型与高起点失智风险型两类；联合识别结果发现，女性老年人同时面临较高的日常行为能力与认知感知能力损伤风险的概率高达0.109；社会资本、社会保障、童年逆境、健康行为等均会对女性老年人的失能轨迹产生影响。因此，中国失能照护政策的发展既要重视人口健康的结构性差异，又要注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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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与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沈可, 孙慧琳

人口研究 2024, 48 (2): 90-103.

摘要（1414）

PDF （1829KB）（336）

基于2000年、2010年和2020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引入空间视角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空间效应，并探索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不仅与本地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先扬后抑”的倒U型关系，而且与邻地科技创新之间存在稳健的U型关系，即某城市人口老龄化对邻近城市的科技创新具有“先抑后扬”的空间溢出效应。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在城镇化率偏低、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阶段，人口老龄化对本地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和医疗服务供给的增加将有效激活人口老龄化对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面对短期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城镇化进程、完善医疗服务体系是破解人口老龄化掣肘科技创新难题的有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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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链式城镇化：中国乡城流动家庭的居住模式

吴开泽, 王文秀, 董慧玲, 崔璨

人口研究 2024, 48 (4): 99-114.

摘要（1571）

PDF （1365KB）（332）

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2016)数据，研究乡城流动家庭核心家庭成员的空间分布及其住房的区位和权属情况。研究发现，乡城流动家庭形成了流入地团聚购房型、流入地团聚租房型、城-乡分布型和城-镇分布型等多元化居住模式；人力资本更高、家庭资源更充裕以及需要承担婚房责任的乡城流动家庭更有可能在流入地城市或户籍地城镇购房，流入超大城市以及户籍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高的乡城流动家庭更倾向于在户籍地城镇购房；乡城流动家庭在现实约束下通过家庭成员、住房等要素在不同空间的配置实现家庭整体利益优化，在城乡之间形成了进退有据的链式城镇化现象。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是多阶段、阶梯式的，需要通过家庭接力的方式逐步实现家庭团聚型的城镇化和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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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从“婴儿潮”到“老年潮”：特征事实与演变趋势

杜鹏, 马琦峰

人口研究 2025, 49 (3): 3-19.

摘要（1582）

PDF （1268KB）（306）

作为“婴儿潮”的“老龄化回声”，“老年潮”这一人口现象尚未得到足够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出现过4次“婴儿潮”，它们将分别于2010~2018年、2022~2036年、2041~2054年和2071~2079年期间转化为“老年潮”。每一次“老年潮”都是一个新增老年人口高峰，其累积与叠加将促使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出现爬升期、攀峰期、缓冲期及衰退期等阶段性变化。“老年潮”背景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兼具典型性与一般性特征，集中表现为规模空前巨大、规模与占比攀升不同步、年龄结构老化、性别结构均衡化、存活率稳步上升等。着眼当下，第二次“老年潮”中预计有3.3亿人进入老年期，来自城镇地区、接受过中等及以上层次教育的老年人在新增老年人口中占据主体，这些变化既孕育着全新发展机遇，亦带来诸多现实挑战，需审慎看待、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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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边境地区的人口变化态势及人口发展定位分析

徐世英, 蔡果兰

人口研究 2025, 49 (1): 53-69.

摘要（1878）

PDF （1346KB）（300）

陆地边境地区是国家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和安全的重点区域。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实力大幅提高，边境安全形势也发生根本性转变，同时，中国的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趋势在边境地区得到直接体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边境地区的总人口已经开始减少，这引起中国社会的广泛关注。基于人口普查数据，描绘了边境地区人口变化态势，分析了当前中国边境地区面临的安全形势。研究发现，当前中国边境地区人口变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导致的必然结果，基本不会对边境地区国防安全产生影响。新时代要加快边境地区城镇化建设，减少农牧业人口，提高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中国的现代化带动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构建边境两侧国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铸就更高层次的边境地区安全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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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育周期转变：基于国际比较的历史回顾、未来展望与理论建构

耿文均, 丁金宏, 沈可, 顾高翔

人口研究 2025, 49 (4): 3-19.

摘要（1124）

PDF （1384KB）（298）

生育周期是指女性从初育到末育的过程。通过分类梳理世界各区域生育周期的演化过程，并结合对人口长期发展趋势的理论推演，发现生育周期演化具有显著的“各态历经性”，可称为“生育周期转变”，其一般过程表现为:生育周期经历稳态期、压缩期、扬平期和均衡期4个阶段，从低初育年龄、高末育年龄、高生育期长度的“低、高、高”传统型逐步转变为高初育年龄、低末育年龄、低生育期长度的“高、低、低”现代型。生育周期转变呼应了生育率转变。欧美和东亚均已进入生育周期转变的扬平期，亚非拉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分别处于压缩期的后期和初期。中国生育周期呈现加速型转变特征，进程始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已进入扬平期。生育期长度压缩背后潜藏着超低生育率风险，生育支持政策应精准聚焦各年龄段女性的差异化生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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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生育支持政策的中央事权与顶层设计

都阳, 程杰, 曲玥

人口研究 2024, 48 (2): 3-16.

摘要（1188）

PDF （1251KB）（291）

由于人口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因而生育行为具有正外部性(外部收益)，且这种外部收益具有地区间不可分割性以及明显的跨期性。获得生育外部收益的最明确的主体是国家，因此，支持和鼓励生育主要是中央事权。生育支持政策的顶层设计要合理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形成激励相容的政策机制；要抓住制约生育率提升的主要矛盾，从化解女性生育行为与劳动力市场行为之间的冲突这一关键环节入手，优先选择既能鼓励生育又能提高女性就业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抵扣就是一项具有多重优势的政策；要注重政策体系的完备性和差异性，既能实现对全体育龄女性的有效覆盖，又能根据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实施针对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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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人口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探究

穆怀中, 张献政

人口研究 2025, 49 (1): 85-100.

摘要（1694）

PDF （1319KB）（288）

在中国式现代化与快速的人口老龄化相重合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经济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的科学选择。基于201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会抑制经济增长，养老产业发展则有利于经济增长。机制分析表明，养老产业发展在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其会显著削弱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养老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产业发展的联动效应仅在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应推动养老产业创新发展，强化区域协同发展，全面优化社会保障体系，实施精细化政策管理，实现人口老龄化、养老产业与经济增长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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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哪些人生育三孩：三孩家庭的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石智雷, 王璋, 王赟

人口研究 2024, 48 (6): 33-52.

摘要（2165）

PDF （1469KB）（283）

基于第四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2023)构建三孩家庭专题数据库，详细刻画三孩家庭的群体特征，重点分析三孩家庭的生存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三孩政策实施之后，三孩生育比例呈上升趋势，父母为较高学历、城市户口的三孩家庭比例明显提高；男孩偏好是三孩生育的主要驱动力；“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成为三孩家庭的一种主流选择；养育、教育支出压力大和没人照看孩子是三孩家庭面临的最大困难。三孩家庭生存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三孩家庭生存状况的主要因素，社会经济地位越低，三孩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越低；来自家庭内部的祖辈支持和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支持均能有效改善三孩家庭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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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社交活动对新一代老年人消费的影响

盛亦男, 尚佳佳

人口研究 2024, 48 (4): 84-98.

摘要（1171）

PDF （1268KB）（278）

随着队列更替和老年人数量快速增长，新一代老年人成为老年消费的主力军，在居民消费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实证检验参与社交活动对新一代老年人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一代老年人社交丰富度和社交活跃度的提升都能显著提高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节效应分析显示，新一代老年人社交活动参与可以削弱早期家庭经济劣势对消费水平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交活动参与对位于高文化服务偏向型地区的新一代老年人消费水平的提高效果更明显。鉴于此，应增加地方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建立多样化老年社交平台，鼓励新一代老年人增加社交种类、提高社交频率，同时规范老龄产业发展，推动老年消费模式多元化，挖掘新一代老年人的消费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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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农村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的多层影响因素——基于安徽农村老年人追踪调查的分析

李树茁, 郭锦, 王婕

人口研究 2024, 48 (5): 31-49.

摘要（1061）

PDF （1316KB）（271）

多重慢性病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反映了老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病时维持健康生活的内在能力，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实现健康老龄化。采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开展的“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的第七期(2018年)和第八期(2021年)数据探索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及其变化的多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四成以上农村老年人患有多重慢性病;年龄较轻和子女数量较多的老年人的韧性水平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锻炼频率、健康自评、社区养老机构和生态环境无论在截面还是纵向变化中均对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产生影响;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增加能提高老年人韧性上升的可能性。鉴于此，需要以预防代替预后，以主观推动客观，提高适老化建设和老年服务水平，以提高老年人晚年健康水平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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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数字经济发展会影响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吗？

原新, 王丽晶, 方守林

人口研究 2024, 48 (5): 82-97.

摘要（942）

PDF （1265KB）（250）

随着数字经济的就业拉动作用日益增强，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迎来新的契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数字经济发展对农业户籍、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转换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重要机制;数字经济发展对高能力水平和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低技能劳动力职业转换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低技能劳动力的职业层次，促进其进入高声望和中低声望职业。鉴于此，建议加强就业服务，支持自主创业，开展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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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云南特有少数民族人口的跨省流动与散居变化——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罗淳

人口研究 2025, 49 (1): 70-84.

摘要（1341）

PDF （1304KB）（245）

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是指世代居住在云南的“土著民族”。20世纪80年代之前，这些民族的人口几乎全都聚居在云南省内。伴随改革开放和人口流动，云南特有少数民族人口开始走出封闭的栖息地并向省外扩散，开启了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时代进程。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15个特有少数民族中居住在云南的人口占全国这15个少数民族总人口的比重下降到88.93%，相较于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降幅达10.09个百分点。研究发现，云南特有少数民族人口跨省流动的首选目的地是与云南相邻的贵州和四川，其次是广东、浙江等东部发达省份。导致云南特有少数民族跨省散居人口持续增加的因素除了迁移增长外，还包括这些民族在省外居住地的自然增长，以及由行政区划分割和民族成份改变带来的区域间或族群间人口的此消彼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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