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省死亡率研究能更准确地描述我国人口的死亡模式,度量区域之间的差异。由于基础数据的缺乏,目前对分省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文章系统整理了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六普”资料,获取了分省、分性别、分城乡的年龄别死亡数据。利用妇幼卫生监测系统分县数据,修正了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利用Kannisto模型修正了高龄人口死亡率,并通过与日本1960~2010年的单岁组死亡率比较,对各省的老年死亡率进行再修正。最后,文章测算出分省、分性别、分城乡的0岁、60岁和80岁组预期寿命,并按照长寿与城乡差异水平将死亡模式分为5类。结果显示,“六普”时期我国0岁组预期寿命为74.85岁,60岁组为19.44岁,80岁组为6.90岁;各省农村人口预期寿命的差异明显。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血检数据构建老年人生理年龄测量,并检验其有效性。相对于问卷调查中常用的其他健康测量,生理年龄有以下几个突出的优点:(1) 能全面体现个人的生理健康,是多个维度健康和死亡风险的显著预测指标。 (2) 能很好地反映中年和年轻年老人潜在的健康风险差异。 (3) 比起主观健康测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因回答基准点不同而产生的偏误。 (4)在测量模型的假设下,利用生理年龄可以直接消除日历年龄对健康测量的影响。此外,基于分层 线性模型的结果发现,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生理年龄差异的最稳定因素。 队列在中国老年人的生理健康上存在显著的分化作用。
当前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城镇化发展速度也将减慢,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更趋明显,而农村尚未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加之各项改革政策尚未顺利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传统的以房地产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降低了城市的包容性,大大减少了城市服务业就业岗位。因此,劳动力严重过剩将是长期趋势。目前生育率降低和老龄化问题并没有到达危机阶段,而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人口规模大以及低水平人口过快增长对中国、对全球将造成压力。未来人口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调整人口结构,以提高人口质量,而非单纯增加人口数量,同时还要加快推进城镇化改革,促进城市转变发展模式,完善人口信息数据的采集和发布。
社会融入是一个经典的社会学话题,而流动前后获得的各类人力资本是移民融入的决定要素之一。文章实证研究了国内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总体而言,人力资本大都提升收入水平,促进社区参与,增强对流入地文化理念的接纳和长期居留意愿。但是,人力资本与不同融入维度之间的关系并非整齐划一,对经济的影响最大,对文化的影响最小;在多个人力资本变量中,岗位就业年数对融入的影响最为一致,其作用不亚于正规教育。这些都表明,人力资本与融入之间存在一种有差别的关系,因融入的维度和测量指标而异。但是,不是提高了收入,流动人口就能全面融入;提升流动人口流入前的人力资本,强化流动后的工作经验积累,对于流动人口的全面融入至关重要。
文章利用双差分策略评估了中国生育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农村地区为参照组,一胎化政策使在计生政策之后出生的城镇女性平均多接受了0.71年教育;以少数民族为参照组,生育政策使受干预队列中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1.45年,生育政策对性别教育平等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随着女性相对教育水平的提高,市场中性别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性别间教育回报率差距没有显著变化,市场中性别歧视程度没有显著下降。同时,以家务分工态度和婚姻独立态度衡量的性别观念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由于市场歧视程度和社会性别观念没有显著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放开二孩,在未来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进一步强化就业平等,利用相关配套政策促进性别平等。
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适度人口,既能够符合资源环境的约束条件,同时又能达到一定生活水准和发展目标,它是制定中国未来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文章采用可能-满意度模型(P-S法),基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适度人口概念及其内在机制分析,提取自然资源、环境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三方面中的12个指标,以2030年和2050年为目标时间点,分别计算单个因子和多种方案下对应的适度人口规模。结果表明:在各种主要资源环境约束下,若我国2030年的人口规模介于11.57~13.22亿人之间,2050年介于14.65~16.26亿人之间,则可以实现最低的临界适度目标;若2030年和2050年总人口能分别达到9.86~11.11亿人和11.88~13.89亿人,则可以实现理想的适度人口目标。未来制约我国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始终是水资源;2030年之前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关系进一步趋紧,之后直到2050年后将趋于好转。
改革开放促进了区域联系,人口流动也越发频繁。人口之所以从一个地区流动到另外一个地区,是因为流入地对其有吸引力。文章使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得到的省际人口流动矩阵,借鉴测度吸引力的RIA指标,测算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口吸引力。结果显示:以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的优化开发区吸引力最大,以山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为代表的中西部偏远的限制开发区吸引力最小。为了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利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顺利实施,优化开发区要促进产业升级、合理控制人口规模,重点开发区要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提升产业层次;限制开发区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做好精准扶贫。
在家庭规模效应的作用下,家庭结构变化对资源环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文章构建并验证了中国家庭转变模型。中国家庭转变呈现区域性特征,发达地区家庭转变分界点为1975年和2003年,并已进入家庭转变的末期;发展中地区家庭转变分界点为1981年,第二分界点还没有到来。家庭转变的环境影响分析显示,家庭规模变化产生的环境效应全面超越人口数量变化的效应,成为仅次于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从家庭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家庭转变会导致家庭消费品效率的损失,在享受家庭转变带来的社会福利时,也不能忽视其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压力,发展中地区应积极总结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避免发达地区的相关环境危机重演。